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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水思源倍感亲

孙广超 2019/4/26 13:57:49 点击1618

饮水思源倍感亲

1948届中华  1951届县师  胡经之

 

天南海北大半生,老来海滨乡愁增;难忘故园哺育情,饮水思源倍感亲。

春天,我回北京大学参加入学中文系60年纪念活动,重登人民大会堂。秋天,我回深圳大学,庆贺建校30周年。如今,又即将迎来梅村中学的百年诞辰,不禁百感交集,思念之情油然更增。

人生似水流不停,不觉已向晚年行。随着岁月的增长,我对故乡梅村的怀念越来越深。

18岁之前,我大多在梅村度过。到19岁,我从苏州去了北京,在燕园久居三十余载。却有“知天命”之年,又来到岭南海滨,在深圳亦已近卅个春秋。近数年,不时去境外体察更大世界,从港澳东南亚到欧陆美洲,走了不少地方,对人生有了更新的感悟,却也更加深了我的怀旧之情。我怎能忘怀故园梅村和母校——中华中学和无锡县立师范?

说来也怪,我在北京三十余载,却总觉客居他乡,只有江南水乡才是故园。漫步燕园,湖光塔影常勾起我对家乡的思念,发出“能不忆江南”之叹。读元人小令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”,我会想起泰伯庙后院庭中那棵高大的古树,盘旋其周围的群鸦。听柴柯夫斯基的弦乐如歌,我会想起无锡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……每当我读唐诗“忽见陌上杨柳色,悔教夫婿觅封侯”之句,由怨妇而联想到自己,常引起思乡之情,觉得不如归去。廿多年前,我终于离开京城来到深圳后海湾。漫步海滨,忽然会产生一种幻觉:这后海湾是否通着伯渎港?我应杨牧之的约稿,曾为《文史知识》杂志写过一篇短文,谈重读张继《枫桥夜泊》的感受,情不自禁,开头就抒发了我对梅村的深情回忆,一下子回到了故乡。这段回忆,竟赢得了无锡同乡金开诚兄(九三学社副主席)的拍案叫好,大加评说。

啊,梅村!我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生气的一段年华,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,从这里走向社会。尽管我的祖父、父亲常在苏州,但我出生在梅村,喝着伯渎港的水长大。童年时代,曾随着父亲胡定一在锡北他乡读过私塾,也在苏州城里教会学校(晟成附小)进过唱诗班。但我在读高小时,就进了梅村小学,师从陈友梅(东刍),直到毕业。1946年夏,中华中学由吴风中学和启新中学合并而成,我就入此就读。1948年从中华中学毕业后,我进了无锡县师。一直到1951年毕业,我始终没有离开梅村。从梅村小学——中华中学——无锡县师,整整八年的哺育,使我长大成人,成了青年,跨入人生的历程。这段时光,怎会忘怀?

在梅村小学的时光虽不长,但在陈友梅和我父亲的熏陶下,我对唐诗宋词和国乐产生了深厚的兴趣。

进入中华中学,受到现代文学的吸引,进一步培育了我对文学艺术的爱好。我深深感谢语文老师何阡陌。他在课堂上的生动讲解,课外阅读的精心辅导,吸引我步入现代文学的世界,陶醉在文学艺术的天地之中。我也不会忘记,校长潘超当时广招贤达,博罗人才,木刻家李志耕、戏剧家俞亮、音乐家黄月娟等都在这里任教,使我扩展了文化艺术视野。也正在这里,我大量接触了苏联文学和解放区文艺,积极参与文艺社团活动。我们的班长老大哥朱浩奎(韩克)带领我们成立全校学生自治会,组织读书社,办文艺刊物。我读了不少书,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青年近卫军》、赵树理的《李有才板话》等都是在这里读的。我也开始给《开明少年》、《中学生》投搞,练习写作。那时,我父亲在苏州教书,我在梅村由祖母照顾,平时可以全力投入读书、学习,得以比较自由的发展。一放寒暑假,就去苏州家里,读一些新出的书,听评弹,看锡剧,赏苏昆,受更多的艺术熏陶。在中华中学三年的时光是我少年时代最轻松的一段日子。

1948年夏,我从中华中学毕业,就近进了无锡县师。我听从父亲的劝告,准备像他一样,一辈子做一个好教师。于是,我沉醉在语文、写作和弹琴等课程之中。那时,我和大家一道,住进泰伯庙的后院,有很多时间参与文化体育活动。我爱上了单双杠,也深深为《沂蒙山歌》、《茉莉花》这样优美的合唱所打动。当时,除了陈友梅的语文课之外,我最爱的课程就是练弹琴,花的工夫也最多。

进无锡县师不久,时世发生激烈的变化。老同学朱浩奎到省锡师就读不久,受命转移苏北,准备南下解放苏南。行前,我们在县师见面话别,不料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。当时的区长陈树生,知道我和浩奎的交往甚多(在中华中学时,我曾参与向区长抗议抓浩奎为壮丁的请愿活动),在浩奎北上没几天,我即被区里扣押问询。我永远不会忘记,当时的班主任陈友梅,当夜找区长为我担保,并派人去苏州把我父亲找来,一同营救。陈友梅博古通今,视野甚广,还不时鼓励我走文学之道。但到了1948年冬,内战之火越烧越烈,炮声隆隆,我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。终于,我投入了学生运动。

1949年初春,解放大军百万雄师即将渡江南下。梅村地区的地下党通过安成、过楚生等找我,要我组织进步学生参加护校运动,防止县师被破坏,以迎接解放军南下。我欣然答允,就和陈季梅、沈伟烈、吴干城、华耀明等一批同学,白天上课,晚上巡夜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。那时,初春尚冷,寒气逼人,但眼望北斗,心里却是热的,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。

终于迎来了解放大军,接管了无锡县师。很快,学校成立了学生会,我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,直到1951年毕业。在此后的两年多中,我积极投身于民主改革运动,参加社会活动,征粮、土改、灭虫、拥军、参干,忙个不停。我被推选为无锡县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届的人民代表,后又被选为无锡县学生政协委员会主席,参与无锡县政治协商会议。我还被推举为苏南人民代表,参加首届苏南政治协商会议,有幸和荣德生、陈丕显等见过面。那时,我仍在县师继续读书,但常在伯渎港上来往于梅村和市区之间,带着背包,睡在东门旧厂房的地铺上(当时是无锡县政府所在地),参加县里的不少会议。

经这两年多的社会活动,我走出了无锡、苏州,去过镇江、常州、扬州,也走过运河两旁和阳澄湖周围的一些江南古镇,接触社会的面广了,视野逐渐开阔了。最远的一次,我和俞坚平、邹燕琴一同去南京,代表县师去小汤山慰问参军学生,见识了中山陵、总统府,深感到世界真大,应该走出去多见世面。在社会活动中,我与之交往最多的老师,先是蒋尧生、孙平、薛成章,后是俞坚平、陈焕文、张廷镛,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我这后辈的鼓励和扶持。尽管社会活动繁多,我还是坚持完成了学业。在即将毕业时,我面临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。

本来,我可以按惯性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。当时的无锡县长张卓如,乃我父亲老友,他希望我毕业后到县里工作,或去教育局或专做学联工作。但是,我的志趣仍在书斋读书,将来见识一下更大的世界。我每次进城开会,总要到书店买回一批新书,在泰伯庙大殿的汽油灯下夜读,感到无穷乐趣。我读得最多的是文艺学、美学书籍。放寒暑假,我回苏州家里。白天,一头栽进市图书馆读书,晚上就在自己的房里边看书边听音乐,思考理论问题,觉得这是最好的享受。正是这种志趣,驱使我想在师范毕业后继续上大学;而为了上大学,我宁愿先在中小学教书,不到县府做事。

就这样,我在1951年毕业后,去锡北陈墅小学教书。半年后,又应高班同学强惠元之邀,去严家桥教中学补习班。我既教语文、政治,又教写作、音乐,课余抓紧读书。

1952年夏,我送走了中学补习班的学生,告别无锡,回到苏州,投考了北京大学。我被录取的消息,先告诉父亲,然后立即写信告诉梅村母校培育我的两位老师——何阡陌和陈友梅,感谢他们的栽培。

这一去,我在北大燕园竟停留了卅多载。1955年,在中文系提前半年毕业,被北大送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当研究生。1957年又回北大攻读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,师从五四老人杨晦教授学文艺学,并随朱光潜、宗白平教授研究美学,有志于融美学、文艺学为一炉,创建文艺美学这一新学科。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,由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而至教授。1993年,国家教育委员会通过我成为文艺学博士生导师,获国家突出贡献证书,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,成为国内文艺美学的学科带头人。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先后被选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、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,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常务理事,广东省美学学会会长等。

1984年,应深圳大学创校校长张维院士(清华大学副校长)之邀,参与创办中文系,后又任国际系主任,长期担任深圳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,为校内资深(终身)教授,又先后被选为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深圳市美学学会会长。

著作有:《文艺美学》、《文艺美学论》、《胡经之文丛》、《中国古典文艺学》、《西方廿世纪文论史》、《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》等二百多万字,先后获得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家教育委员会等所颁的优秀著作奖、高校优秀教材奖。《文艺美学》中的部分章节,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高中语文课本。

在母校百年诞辰之际,我亦年届八十。回顾一生,我的大半生总算随了从小的心愿,从事了自己喜爱而又力所能及的工作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梅村母校对我的哺育和栽培。我谨献上我的深深祝福。

 

0一二年秋,深圳,望海书斋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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